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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开辟鸿蒙，谁为情种 ? ”（《红楼梦》）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。”（汤显祖《牡丹亭》） 爱情是发乎至情至性之物，在人生的天平上，爱情与生命具有同等的分量。爱情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永恒主题，柏拉图说：“一切诗人之所以成其为诗人，都是由于受到爱神的启发。一个人不管对诗多么外行，只要被爱神掌握住了，他就马上成为诗人。”
虽然爱情是永恒的题材，但由于文化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的差异，东西方文人的爱情诗迥然有别。在西方，抒情诗的圆环几乎与爱情诗的圆环相互重合；在中国文人诗中，爱情诗则居于次要地位。朱光潜先生精辟地指出：“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。中国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，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。……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，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；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，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。西方爱情诗最长于‘慕'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诗，雪莱和布朗宁诸人的短诗是‘慕'的胜境；中国爱情诗最善于‘怨'，……西诗以直率胜，中诗以委婉胜；西诗以深刻胜，中诗以微妙胜；西诗以铺陈胜，中诗以简隽胜。”
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部分有许多民间情歌，生动的记载了先民们在爱情领域里的生离死合、欢乐痛苦。其中有大胆热烈的爱恋，有缠绵婉转的相思，有撕肝裂肺的诀别。《楚辞·九歌·山鬼》写女神的约会与失恋的过程，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。《有所思》《上邪》是汉代乐府民歌中的爱情名篇，前者写一位女子听到情郎有他心之后的情感波动；后者写女子呼天而誓，其情至死不移。汉乐府中的情诗失去了《诗经》时代自由欢快的气氛，多写女子的幽怨之情。从汉末古诗开始，经过曹丕曹植等建安诗人，形成了这样一种特色：男士模拟女子的口吻，深入地揣摩、细腻地剖析女子的心理，代女子立言、抒情，不用奇异强烈的东西去刺激读者，而是营造一种气氛去感染读者，曹丕的《燕歌行》等作尤为突出。六朝时代，礼教衰微，人性解放，情诗的数量有所增加。潘岳的《悼亡诗》情真意切，朴实无华，对后世同类诗影响较大。“宫体诗”虽写男女关系，但因为宫体诗人多视女子为玩物，以色情之目光欣赏女性的冶容妖态，不能算作爱情诗。南朝民歌多女子之歌，多相思之曲，其体制多是五言四句。
唐朝国力鼎盛，政治开明，文禁宽松，思想活跃。文人情诗有了空前的繁荣。除了元稹、李商隐、韦庄等人的悼亡诗外，唐代爱情诗中还写到了征夫戍妇的相思，贾客商妇的离别，宫女的怨恨。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和准《无题》诗所写的是一种残缺的、没有结局的爱，是一种无法公开、无法正名的爱。诗中含有凄迷色彩，具有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”式的朦胧美，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式的怅惘美。意境扑朔迷离、幽微窈妙、缠绵悱恻。这种深婉含蓄的、充满悲剧气氛和感伤意绪的诗风是古典爱情诗的正格。 宋代爱情诗大为减少，这一方面是礼教的强化，另一方面是爱情诗从唐以后日渐转向长于描述情爱世界的词体。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：“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，也许可以说，爱情，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，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。” ( 钱钟书《宋诗选注·序》 ) 元明清三代，情诗在诗歌中的比例更少。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，如许多文人借民间诗歌体式来写爱情，夫妇之间的互赠的情诗比以前增加了。
柏拉图：《文艺对话集》(中译本) ，第 249 页。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3 。
朱光潜：《朱光潜全集》第三卷，74～76 页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87 。 |
